美国崛起之后，在拉美国家的渗透、控制远远超过了英法两国所为，中美洲许多国家经济命脉长期被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控制，以至于香蕉共和国几十年前便成为国际经济、国际政治领域通用的词汇，一些拉美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要么是以残暴闻名的军事独裁者，其中有的出身美国本宁堡 美洲学校（有 独裁者摇篮、政变阴谋家温床、行刑审讯者培训基地和杀人训练学校之称）之类军校学员，有的是留学美国名校的芝加哥弟子。

吴敬琏说，改革开放带来的浮财已经挖净，傍政府、赚快钱的道路只会越走越窄。企业要从技术创新，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经营模式创新等各方面提高效率。

他认为，增长模式的转变，从九五规划就正式提出，到了十二五期间仍然是发展的主线，究其原因是体制性障碍。演讲结束后，吴敬琏接受了包括《第一财经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的采访降准还有空间，降利率需谨慎记者：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那么中国经济短期增长的动力是什么？吴敬琏：从短期考虑，人们当然希望放松银根，增长率很快会有所放松，但是，2009年放松银根的苦果，我们正在吃，如果现在放松，以后会再吃苦果。如，资源匮乏、环境污染、货币超发，逐渐地出现资产价格、房地产价格大涨，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就表现为通货膨胀显现。珠三角一体化应倚重香港记者：为了深港更广泛的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试验区正在进行制度破冰的尝试，制度破冰是否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吴敬琏：前海是个很好的试验，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看得更深一点。但是珠三角的潜在优势是有香港，香港是比上海还强的中心城市，它拥有世界级的金融业和物流业，还有它的学校，是创造知识的基地，另外，香港还有很好的法制环境。

探索中失败的概率是很大的，但是总有一部分人成功，它的成功就能够带动我们整个产业、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成功的道路。所以，增长要从依靠投资转到依靠效率提高。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它通过其独有的政治禀赋压低并转移了各种成本。

换言之，不是改什么，怎么改，而是谁来同意、批准和监督改革。我觉得，如果现在再谈改革，首先要谈的是改革的程序正义。其政治及社会韧性暂时应该可以吸收这种拐点所带来的冲击。但房市的变局似乎异常波澜诡异，最近有媒体报道房企在复苏。

我说大拐点，主要是提醒谋事者要尽快进入战略的转型。事实上，支持中国房地产不崩盘的理由也的越来越少了。

一位朋友曾经问我，你从不预测，为什么在房地产问题上做出如此大胆的预测？我笑答：吓唬吓唬那些自以为是、到处忽悠的房地产老板没有坏处。请问这和孙立平教授社会断裂的说法是否有类似之处？袁剑：孙立平老师是特别贴近中国当代现实的一位优秀的学者，问题意识非常强烈。我是指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所导致的自我解体或者说内爆。如果你是房地产巨大利益链条上的一员，那么你可以找到房地产会继续膨胀的太多理由，但如果你是投资者，我劝你还是谨慎悲观点好。

改革是一个社会追求进步的永恒主题，不必刻意将其作为一块金子招牌加以供奉，实际上，改革这块招牌早就光环褪尽了。中国经济增长以及中国模式的秘密，可以在这三张资产负债表的对照及关系中找到。不过，就可见的未来，美国的拐点还仅仅是经济份额意义上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并不成立。

这并不是说其他人没有收获，我说的是相对份额。这些数据当然是判断房地产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

所以我说，中国房地产非但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更首先在政治上是不可持续的。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中国的财富差距在这一阶段又一次显著扩大了。

至于中国，如果它一定会发生一场危机的话，那它可能和美国次贷危机的顺序正好相反，它将先从实体经济开始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和一系列其他的危机。不要以为政府坐庄这个游戏就能永远玩下去，再大的老板也有缺钱的时候，也有做不动庄的时候。如果这种相对衰落是拐点，那美国早就拐了，早在冷战正式胜利的那一刻就开始拐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但中国之拐则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至于如何启动这种改革，那是政治问题，也是当下最大的难点所在。

1989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动力、指向以及约束边界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嬗变，所以其在逻辑上的结果也一定与1989年之前的改革会有巨大的不同。从某种消极的角度讲，权利经济首先授予并培育公民反抗财富被剥夺的权利。

看中国问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时代周报：相对之前的《奇迹的黄昏》，在刚刚出版的《大拐点》中，你对中国经济的观点有哪些不同？袁剑：《奇迹的黄昏》是一种更系统的写作，而《大拐点》作为紧贴时代的评论集则更有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政府与强势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就变得靓丽无比了。

而在一个全球化的环境中，这些正面的成果和负面的后果都在全球化的加速器中被放大了。中国资产在全球体系中全面重估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直接表征。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直以亲历者的视角，观察、体认和思考中国的转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并不是魔术，它可以做属于它的事，但不能影响它不能影响的事情。对于中国这一段的改革史，也有一些竞争性的理论，但是我依然认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益最大化这个框架是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模型。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丘吉尔早在一战之前就讽刺过，却在当今中国大行其道。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它缺乏基本的道德上的依托和支持。当然，真实世界并不是理想国，往往处于某种中间状态。

人民才是改革和创新的主体，他们必须参与表达时代周报：海内外很多学者将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概括为中国模式—一种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似乎你并不赞同这种说法？袁剑：199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高速增长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并非独独是一种中国现象。历史就是如此充满了悖论。

如果说这个十年我们有什么看得更清楚了的东西的话，那就是我们更清晰地洞见了中国转型的成本及其成因。在蛋糕在不断膨胀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可以在迅速做大的蛋糕中获得较多的东西，而在蛋糕增长速度越来越低的时候，要保证自己的贪欲被满足，就必须对另外一部分进行更深刻的剥夺。

但现在的情况却是，权力对权利的剥夺似乎愈演愈烈，而公民的抵抗也愈演愈烈。你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是否过于悲观？袁剑：从技术上讲中国房地产如何不可持续已经讲得很多了，包括房价收入比、租售比、空置率、货币政策等诸如之类的分析。它是实体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的一种表现。看中国问题，不能仅仅只看政府与企业这两张资产负债表，还必须看中国社会的资产负债表，看看这张负债表上我们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道德上的负债以及种种无法被统计的负债。

机制所引发的形势以及所带来的惯性会远远超过了一些领导者的良好愿望。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巨大的环境负债，社会信任负债，制度负债，公共品负债，都将成为在未来某一天重创中国奇迹的杀手。

作为全球体系的依附者，中国之拐的确可能由美国之拐所开启。在我看来，这种独特性不可持续，更谈不上所谓模式。

显然，这是一个政治转型的问题。中国经济管理者实际上已经看到继续通过海量货币来推动经济增长可能陷入恶性通胀的冲天大火。